一是行業統籌問題。2002~2008年是我國經濟高漲期，國內市場迅速擴張，機床企業走出困境，業績喜人。但是，各地又“一擁而上”，擴產能，上新產品，技術基礎跟不上；蕭條期一來，多數廠家再次陷入窘境。在市場化、多元化條件下，我國行業協會缺位勢、缺執行力，難以發揮指導協調作用。
二是技術問題。行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和國外的差距是拉大了還是縮小了？如沈老前輩所說：主機問題，是數控機床可靠性、加工精度一致性差距大，故障多，維修跟不上。高端用戶和大用戶不敢用（汽車制造業是機床業的頭等用戶，可惜我國小車80%是合資廠，不會用國內機床）；金切機床多不熟悉用戶使用工藝和切削理論（五、六十年代工人學技術熱情高，70年代以后就差了，現工廠面對市場不確定性，肯定影響學技術的積極性），這又涉及人才和教育問題。
功能部件、數控系統（及伺服裝置、儀器儀表等）薄弱。我國機械工業在這方面的技術力量本來就比較薄弱，在近30年中又被一再拆解，筆者所見，一些領域和國外的差距正在拉大，根本不是外企的競爭對手；部分還是空白，完全靠進口。在這個重要環節缺乏核心技術能力，極大地影響了我國機床及裝備工業的安全系數。
三是行業結構問題�！按蠖惫S多、“專精特優”工廠少，主機廠多，有競爭力的中資配套廠少�！爸刂鳈C輕配套、重數量輕質量、重面子輕基礎、重硬實力輕軟實力”。這可能也是整個裝備制造業普遍存在的問題。
四是市場問題。機床行業目前主要占有國內中低端市場，高端市場基本被外企壟斷。高端產品在性能（精度、可靠性、一致性）方面缺乏競爭力、技術積累不足，售后服務能力跟不上，與用戶之間缺乏信任感。
機床行業的問題是系統性的。機床的問題，在相當程度上，也反映了我國裝備制造業，乃至整個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共性問題。
我國工業產值占世界第一位，但這決不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工業強國的行列。機床業的情況清楚表明，我們的裝備制造業的競爭力，不論在行業層次還是企業層次，不論在技術積累、技術創新能力還是市場競爭方面，我們和歐美日企業還有相當差距。這集中體現在上述幾方面問題上。
我國機床行業，在90年代的國企改制大潮中，很大部分企業因不適應市場被淘汰。改革有其深刻的合理性，但副作用至今仍在發揮影響。例如年輕人挑選職業重金貿輕理工；職工敬業心下降，技術學習熱情不高，等等。這是需要相對穩定的政策和時間來消解的。
20年來，國家對國內機床市場采取充分開放政策，用戶多偏好“洋貨”。工業領導部門的改革幾度曲折，現行業服務與協調的能力亟待提高。行業共性技術研究力量削弱。企業因產品缺乏競爭力而缺資金，從而又影響技術研發能力。國有企業仍是機床行業的中堅力量，但國企的干部選拔、考核、激勵制度尚有諸多不完善處。企業的興衰歸根結底取決于人（首先是一把手和領導團隊），如何把真正合適的人才放在關鍵崗位上，給他們施展空間，減少人為的干擾，應該是企業領導部門關注的中心問題，但我們至今還滯留在“產權”問題上爭論不休。
工業后進國在追趕過程中，處于先進國裝備制造業（或廣義的高技術產業）的強勢競爭環境，要發展自己的先進行業，必須解決兩個基本問題：一是有很強的技術學習創新、產品開發的能力，這要求本國的體制、政策環境有利于本國的自主技術進步；二是有適宜的國內市場環境。全面封閉市場固然可以支持本國高端產業，但將失去交流和鍛煉機會；但不設防的全面開放，則國內可能被優勢的外國產品（技術）全面占領，沖垮自己的產業基礎。
所以，以“進口替代”為名的發展戰略，是產業技術政策和市場政策的組合，缺一不可。前者要求處理好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的關系，后者要求把握好市場開放的分寸。經驗說明，推進任一產業升級，必然要求包括“產業技術支持”和“市場適度保護”兩大方面的政策，缺了哪一方面都不完整，難以實現政策目標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成功實現了如此技術組合的，以歷史上的日本和近30年的韓國最為典型。
對后進國家來說，全面的開放和市場化，對應著“服從發達國主導的國際分工，發揮比較優勢”的經濟發展戰略。多數發展中國家近幾十年聽從世界金融組織的建議，采取如此政策組合，效果如何，自有公論。
從長遠看，機床（以及裝備制造）業的生存和發展，首先在于國家層面的重視，正確的戰略思想，以及合適的政策組合。從近期看，要堅決支持骨干企業，不要讓它們被市場低迷和“私有化”喧囂的雙重壓力壓垮；國家對機床支持的專項（如04專項），最好通過設立正式的機構，改為常態的支持，針對行業的關鍵共性技術，進行長期持續研發。這方面最好的學習榜樣，就是德國的“弗蘭霍夫工業研究院”。沒有這樣的政府支持、市場機制共同作用的共性研究機構，片面、機械地強調“企業是創新主體”，是不符合我們裝備行業今天的具體情況的。